巴金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天晚上，電視臺在播放一個巴金專題節(jié)目時，出了一道征答題，問：（1）《家》、《春》、《秋》，（2）《寒夜》，（3）《隨想錄》，觀眾印象最深（或最喜歡讀）的是哪一種？那節(jié)目結束之前，熒屏右下方顯示出觀眾反饋的統(tǒng)計結果：《家》、《春》、《秋》占了百分之六十幾，而《隨想錄》僅得百分之十幾。這可以理解。《家》、《春》、《秋》問世最早，又得戲劇、影視劇演播之利，早已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無怪乎在這項征答中，要“遙遙領先”于《隨想錄》以及《寒夜》了。 近日，91歲的賈植芳先生給出的卻是另一種答案，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個人最推崇的還是《隨想錄》，“很多人都將‘文革’期間所發(fā)生的錯誤推在別人身上，李先生（即巴金）沒有，他體現(xiàn)了自己的真誠，這本書的價值很大，將傳諸后世。” 賈老的這個答案，正與巴金先生自己的想法相似，1998年巴金曾對新華社記者說過，他一生沒寫什么東西，只寫了《隨想錄》這一部作品。 筆者的第一選擇與賈老相同，也是《隨想錄》。理由能說出幾條，其中的一條是：《隨想錄》中一以貫之的“真誠”——說真話的真誠，反思的真誠，自我解剖的真誠，自我懺悔的真誠。 在“文革”的十年中，巴金歷盡種種劫難，這種“受難者”的身份，能用來作為一種自我標榜的資格，甚至當作利益索取的資本；——事實上，這種“資格”和“資本”，確有不少人相當充分地利用了；——而對巴金而言，如果要說“利用”的話，他是作了相反的“利用”，用他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切身經歷，來反復地反躬自問、自責、自省。他不只一次說，在“文革”中自己“中了催眠術”，“喝了迷魂湯”，是個“奴在心者”。他痛切地說：“總結（‘文革’）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在《解剖自己》一文中，他甚至作了如此犀利的解剖—— “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臺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臺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說，萬一在‘早請示、晚匯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這種“清夜捫心”的自我解剖和靈魂拷問，筆者讀之不禁怦然心動，而且也為之汗顏。巴金本來似乎無須也不該來做“懺悔者”的，然而恰恰是這位飽嘗苦難的老人，在世人面前敞開心扉，做了最為真誠、痛切的懺悔！ 結果是：真誠的巴金贏得了世人的敬意，被人們視為“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良知”。巴金是一面“鏡子”。面對這面“鏡子”，會照出我們自己的行狀乃至隱秘的靈魂，就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以及像他那樣的真誠。 數月前的一個深夜，筆者無意間摁到某地衛(wèi)視的頻道，正在播一檔談話節(jié)目，兩位學者嘉賓侃侃而談，語詞慷慨激烈，其談說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最愚蠢，最無恥的”（筆者在其中一位學者的某本書里，還看到另一個斷語：“最下流”）。這種“所向披靡”的批判，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的“宣判”，那么兩位學者閣下自己又置身于何處？令人稱賞的是，年輕的女主持人在節(jié)目最后也問了這樣意思的問題：假如中國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那么您二位呢？筆者連忙豎起耳朵，恭聽學者如何應答。學者的答詞有點“繞”，但意思還算明白：他們是不在其中的。哦，他們是“出污泥而不染”呵，無怪乎他們能毫無掛礙地對“中國知識分子”作如此徹底、無情的判決。筆者當時便想起了巴金和《隨想錄》，感慨那兩位學者批判的勇氣綽綽有余，可就是缺少一種真誠，像巴金那樣審視自己、解剖自己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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