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給張之洞當幕僚的時候,兩人經(jīng)常意見不合。一個姓汪的同事跟辜鴻銘說:“不要試圖從你的角度去說服‘香帥’(張之洞號香濤,故有此稱),你談事物總是談是非,香帥則是關心利害。你要讓他聽得進去,必須從利害著手,而不是是非。若利少害多,縱然大是大非,也難以說服他!
辜鴻銘大概認為汪某說的有道理,就“不小心”把此話傳播了出去。張之洞知道后勃然大怒,找來辜鴻銘,質問他說:“你們什么意思?說我只知道利害,請問,我什么時候為自己謀過私利?我講的是公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不可不講!”辜鴻銘說:“當年孔子很少言利,孔子謀過私利嗎?《大學》中有句名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打理國家,難道不也講以公利為重嗎?”張之洞無言以對,只能端茶送客。
辜鴻銘的意思應該是,談公利和私利,不是問題的根本。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公利,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其實最后還要落到是非上。
張之洞去世后,有人問辜鴻銘:“張之洞的弱點在什么地方!
辜鴻銘答:“張之洞這一輩子,真是為國家耗盡了心血。他生前未曾為家人積攢下家底,死后負債累累,一家八十余口甚至無以為生。你不能說他不夠敬業(yè)。但《大學》中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家家窮困不堪,獨獨國家富強,這樣的事誰也沒見過。今日中國若想富強,必須讓袁世凱之流的人來治理。因為袁世凱等人在‘富國’之前,一定先謀個人私利,讓自己先富起來。此所謂以身作則。張之洞想讓天下富強,天下卻餓殍遍野,原因就在于他只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只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
一個以清廉自居的官僚和一個貪圖私利的官僚分別擺在我們面前,你選擇哪一個?辜鴻銘的意見是寧可選擇后者,因為后者講究實際效果。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領,就有讓大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本事,蕓蕓眾生才能因此跟著獲利,推而廣之,國家才能富強。
且不論貪的官治國是否正確,只觀察辜鴻銘前后的話,本身就是個悖論。后者是講“是非”嗎?當然不是,這里講的還是利害。換個角度思考一下:老百姓關心的問題是什么呢?是自己富起來,還是國家強盛富強?當然,齊頭并進最好,但如果二選一,我想很多人會選擇“自己富起來”。他們也不在乎所謂的“是非”,在乎的是利害。
利害利害,非利即害,能不能真正從百姓角度考慮,本身就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卻是主政者常常掛在口頭上,而又常常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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