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去評論別人的生活，但是也請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那些比你不幸的人是怎么樣面對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的，小編給大家?guī)砹艘黄恼�，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感悟�?/p>
本來離婚是一件尋常的家務事，但是命運的運轉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們面前。人們說我有名氣了就離婚，忘恩負義。這沒有什么可爭辯的，人們要觀看我的生活。我總是憐憫地看著對我議論紛紛的人，他們有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生活？”
“離婚后，生活有什么變化嗎？”這次從湖北省鐘祥市橫店村來到北京，為自己的新書——首部散文集《無端歡喜》做宣傳，余秀華再度面對這類話題，露出了不愿再做過多說明的神情。
在全國人民的見證下，恢復了單身的余秀華，看似過上了一種喜歡的生活方式——“寧靜的沒有爭吵沒有猜忌的日子：一個人的日子”。但來自生活盤根錯節(jié)的考驗并沒有從此偃旗息鼓。
離婚后的這兩年多時間里，余秀華的生活發(fā)生了諸多變故。母親罹患癌癥去世，她則和父親、兒子離開了住了幾十年的老宅，搬進了樓房，眼見著“一種傳統(tǒng)、一種習俗，一種簡單而質樸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轉”。
同時，關于她的爭議依然不斷。今年年初，“朦朧詩”鼻祖、詩人食指在自己的新書發(fā)布會上指責余秀華“不關心人類命運、祖國未來、農民痛苦”，再次把她推到了風口浪尖上。這個曾經因為一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詩歌而走紅的詩人，似乎自被人們認識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熱搜”體質。
在余秀華還是以素人身份寫詩的時候，為了制造某種反差感，很多人習慣在她“詩人”的稱呼前，再加個前綴，諸如“腦癱”，諸如“農婦”。而現在無論是媒體還是各方，已無需這么麻煩，因為“余秀華”本身已是一個有關注度的名字。
在詩情與現實、欲望和清明、萬眾矚目和眾聲喧嘩之下，余秀華在著力尋找一種恰如其分的自處方式。
“你可知道我多愛你”
在新書里，余秀華寫道：“又一個夜晚，萬物沉默的時候，回想起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誰的決心已經擱置了起來”，“我恨我這么快就喪失了這樣的決心”。
她咧著嘴笑著對本刊記者說：“過去我是為了對抗那段婚姻，偶爾去對抗他一下，我覺得這種小小的背叛太痛快了�；橐鼋鉀Q了，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了，不用想著去搞那些事了。”
2015年12月，余秀華以15萬元人民幣和新農村里的一棟房子為代價，和結婚二十年的丈夫尹世平離婚。關于她的離婚一直爭議不斷。
但余秀華自己想得很清楚，絲毫不為外界所動。“本來離婚是一件尋常的家務事，但是命運的運轉里，它被放大了放到人們面前。人們說我有名氣了就離婚，忘恩負義。這沒有什么可爭辯的，人們要觀看我的生活。我總是憐憫地看著對我議論紛紛的人，他們有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生活?”
因為身體殘疾，余秀華19歲就被父母安排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幾歲的外地男人尹世平，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夫妻二人沒有共同語言。“經濟是其次，這個可以互補，但是精神的就沒辦法互補：兩個人都在農田里干活，一個人說野花很漂亮，一個人說他自作多情，這就不好辦。”
離婚讓她如釋重負：“對某些男人，（離婚）也許就是甩掉一件舊衣裳。對一個女人，她就是甩掉一個制度，呼吸的空氣和從前也是不一樣的。”
她的詩歌常常有濃烈的感情，她也常常在網絡上向人表白。“我有時候想為什么自己想要愛情呢？就是因為自己夠不到它。比如你頭上有個蘋果掛在那里。就差那么一點，你抓不到他，你始終不甘心，想我下次再跳高一點，這就是一種得不到的誘惑。”
不過，盡管文字大膽，但余秀華卻說自己面對感情，是一個“十分沒有本事的人”，“人多的時候撩一下，人少的時候就不知道怎么辦了”。
在《無端歡喜》的最后一章“你可知道我多愛你”中，收錄了余秀華寫給幾位男性朋友的“情書”。“我記錄的都是一種朦朦朧朧的好感，直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對哪個男的直接說，誰誰誰，我好喜歡你。我們明天去哪里怎么樣。那個后果會非常嚴重。”
她永遠樂于記錄愛情剛萌芽的階段，曖昧之后，戛然而止。“比如我今天見到這個男人，和他這個人相處不錯的話，好感很容易就產生了。我的這些詩歌很多描繪的都是愛情剛剛產生的時刻，等后續(xù)好感消失了，我就沒寫了。”
前幾年，余秀華對自己的一位詩人朋友產生了一些好感，她的一位男閨蜜卻告訴她“這個人不行，人品不行”。“我并不知道這個人真的是人品不行，還是假的不行，就想著那就算了吧。消失得是不是好容易？消失得和產生得一樣快，禁不起一個稍微的推敲。”
余秀華說自己現在對待這種“快消式”愛情的做法是坦然地讓它產生，再坦然地讓它消失，在這個過程里，盡量不發(fā)生兩個人的親密接觸。好像她寫的那首《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一樣，詩歌已經傳遍了大江南北，但至今，作家和當事人還沒見過面。
“你只想不做，寫不出來真的好詩歌。”她這種做法被身邊的朋友詬病，“我不想做，做了也不寫出來。”余秀華斗氣又狡黠地反擊道。
這或許是她的自我保護。在《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愛你》一文里，余秀華寫道：“我說我有一份深情，卻把它分成了二十份，它們因為零碎，而讓我躲避了孤注一擲的危險。”
射在身上的箭，比草船借箭還多
因為腦癱，余秀華說話語速很慢，一個字往往要在嘴里含一會兒，才緩慢吐出來，但這并沒有讓她養(yǎng)成“三思而后說”的習慣。在很多場合，她都要比那些舌尖口快的正常人，更加坦率、直接，毫無去為自己的表達尋找任何修飾的意識和世故。
楊曉燕回憶起第一次在北京首都機場見到她的情形。當時，和余秀華同行的還有幾家媒體的視頻團隊，呼啦啦地十幾個人，她被簇擁著，“很神氣，很精神”，雖然余秀華的腳不太好，但是走得很自信，“我也奇怪，這種底氣與生俱來，包括面對媒體的狀態(tài)，我們這些人都與她差遠了”。楊曉燕是新經典·新星出版社的主編，二人自余秀華第一本詩集，合作至今。
或許是因為余秀華有著清醒的自我認知。出門參加活動，她帶了幾條裙子，但是難堪的是，她坐在那里，怎么樣也無法把雙腿合攏。疾病讓她無法優(yōu)雅，不過她也能坦然接受，“幸好優(yōu)雅不是一個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它不過是一個女人綢緞似的哀愁里的一根絲線”。
和余秀華合作三年多，楊曉燕覺得她并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只是這些年她面對了更多的媒體，世界更充分地向她打探。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善意的，當然，她也曾受到過一些傷害。我本以為她會慢慢學會一點點自我保護的能力，或者改變下自己直率的性格，但好像也沒有這么明顯的變化。”
出遠門，父親余文海發(fā)短信交代余秀華，讓她說話注意些分寸，不要喝白酒，“多次醉，會無臉見人的”，她回復說“爸爸，你放心。我的臉很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這份真實和坦蕩，既讓她受到了一些讀者的喜愛，但又會經常讓她受到一些爭議，坐在家里“比諸葛亮的草船收的箭還多”。
為余秀華拍過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的導演范儉認為她是一個“性格十分外化，喜怒形于色，不會做‘表面文章’，甚至生活中有些口無遮攔的人”。之前，她去參加一場自己的詩歌研討會，現場有人稱她是中國的艾米麗·狄金森,她當場反駁說:“狄金森是獨一無二的，我余秀華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采訪中，她談到自己的書名的靈感來源，不小心瞥到了出版社書柜上躺著一本周國平的《靈魂只能獨行》，毫無避諱地指著說：“這個名字就不太好埃你把靈魂拿掉，牛逼多了。整天就搞靈魂這些東西，下次見周國平，我就要問他靈魂是什么？”
一個農民的“鄉(xiāng)愁”
1月13日，食指在自己的新書發(fā)布會上公開指責余秀華說：“看過余秀華的一個視頻，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統(tǒng)統(tǒng)忘得一干二凈，這不可怕嗎？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么意思？”
詩人廖偉棠卻不這么覺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認為余秀華的詩歌里顯然是有農村的痛苦的：“她的《我養(yǎng)的狗，叫小巫》寫的不只是農村的痛苦，不只是農村女性的痛苦，不只是時代造就的痛苦，也不只是生活的痛苦，只不過有的讀者只看見其中的‘屁股’‘叫床’。”
面對食指的責難，余秀華自己連發(fā)了多條微博回擊：“食指先生說我不提‘農民生活的痛苦’……可是，我從來不覺得農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個高深的課題：人們向往田園生活，憑什么又鄙薄它？真正的痛苦是作為一個農民，眼睜睜看著鄉(xiāng)村文明的流逝啊。”
在新書里，余秀華也寫起了自己的鄉(xiāng)愁。她說，自己的鄉(xiāng)愁與別人不同。她不是站在遠方看故鄉(xiāng)，而是身在其中，直愣愣地站在這片土地上，明明看到一些東西在塌陷，你想拉一把，卻什么都拉不祝
2016年，余秀華和父親、兒子離開了老屋，一起搬進了“新農村”建設的二層洋樓里。麥地被征了，荷塘被填平了。以往推開門就是池塘、清風，小麻雀、喜鵲壓滿屋檐的景象，如今被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房舍和清潔的水泥路所代替，散居的三百多戶人家被集中在了一處，彼此間不再“雞犬相聞”，隨之多了份“不擾民”的現代文明自覺。
橫店村“新農村”建設的選址就在余秀華家附近，因此她家里的二十多畝地被全部征用。在土地上勞作了大半輩子的父親一下子無事可做了，面對突然的閑適，他六神無主，過不久，便主動加入美化環(huán)境、清理鄉(xiāng)村垃圾的隊伍當中。
在當地的規(guī)劃當中，本來還預備把余秀華之前的住所打造成一個“名人舊居”的文化品牌，整個大隊的老宅全部平掉，唯獨留下她家的不拆。之前父親還打趣“到武漢有個黃鶴樓，到北京有個天壇公園，到橫店就是余秀華的家”。不過，目前看來，每家每戶都可以把自己的老宅子留下來，只要“多交兩萬塊錢”。
“新農村”的建設改善了余秀華以及整個橫店村村民的生活環(huán)境，“裝修好了的房子和城里并無二致，甚至比有的城里的房子還要好”，自來水、暖氣、綠化、社區(qū)建設一應俱全，一種更加文明且現代的生活方式在同化著農村人。
不過，余秀華也明顯覺察到一些傳統(tǒng)和習俗在悄無聲息地消失。甚至過年時，因為心疼嶄新的墻壁，余父干脆省去了貼春聯這一傳統(tǒng)。吃年夜飯時，也沒有像從前那樣鄭重其事地點香、燒蠟燭祭祖。“一個年就這樣草率地過去了，過得很輕松，也很寡淡。”
一個還未離開家鄉(xiāng)的人，也開始有了鄉(xiāng)愁。麥子、稗子都被推土機埋在了地下，腳下的土地被水泥嚴嚴地封死，大地上的事物被毀滅在大地上。傍晚的時候，余秀華和小狗小花坐在屋外，因一排排的二層洋樓遮住了視線，再也看不到夕陽落下去的全過程，“當身邊陪伴了幾十年的草木消逝不見，這恐慌就等于一個親人離開帶來的恐慌”。
但另一方面，余秀華對自己的愁緒“又如此地不敢確定”。她在新書中寫道：“如果我的鄉(xiāng)親們知道在這個明媚的上午，我在新房子的客廳里寫什么價值不價值的事情，他們一定覺得我的腦子出了問題。”
這種態(tài)度在楊曉燕看來恰是余秀華的可貴之處：“這幾年城鄉(xiāng)的大變化，整個農村的巨變，反映在橫店，是一個縮影。她借助一個作家的眼光把它表達出來，但是又沒有簡單粗暴地說它好或者是不好。而是很遲疑地說這真的好嗎？這又真的不好嗎？這是能引發(fā)我們思索的。”
余秀華這次在散文上呈現的才能超乎了出版社對她的預判。楊曉燕說：“心里有想法才能寫好散文，余秀華是很有思想的。如果你不了解她，只是道聽途說的話，建議都看一看她的散文，然后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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