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總會有一些恐怖分子來破壞人民的和平和安定。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小說《群魔》就是探索恐怖分子的內(nèi)心活動的一本書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呢？小編這里整理了一篇網(wǎng)友對這本書的讀后感，一起欣賞吧！

考完試，突然想起了《鬼》——之前一直不敢看陀氏的這部小說，陰暗，可能是唯一合適的形容詞。但

我已經(jīng)無所謂了：我厭倦了一切，有什么能讓我更消沉呢……

但是我錯了。臥在病床上，我不禁猜想這次的病與這本書或許還有些關(guān)系：精神狀態(tài)和健康的聯(lián)系永遠是被低估的。身體忽冷忽熱，最難以忍受的是一陣陣的惡心與眩暈，好像失去了一切欲望，只想昏睡過去——也算是理解這本病態(tài)的書的代價吧。

“我從來不會有憤怒，也不知羞恥為何物；所以也從來不會有絕望。” 這樣說的斯塔夫羅金最終也自殺了。他的這一決定，或許也的確如他所說不是出于絕望，而是一種徹骨的厭倦之感，他感到生命已經(jīng)不值得再繼續(xù)下去了。由于失去信仰而受苦的他迷失了，分不清行善與作惡。“我仍然希望行善并且因此而感到快慰；與此并行不悖，也愿意作惡并同樣感到快慰。”在年輕時荒淫的生活中，他什么也找不到，反而耗盡了自己的精力，而對于妻子和莉莎的死，他知道自己負(fù)有良心上的罪責(zé)：明知兇案要發(fā)生，卻不出面阻止。自然，沒有人會因此而逮捕他，于是他成了自己的審判官�？墒牵�每次向善的愿望一出現(xiàn)，他就嘲笑自己，他總是以蔑視一切，挑戰(zhàn)一切，甚至否定一切的高傲姿態(tài)面對這些念頭。甚至對于神，他也玩世不恭地說： “要熬兔湯，需要有一只兔子，要信仰上帝，需要有一個上帝。”矛盾的是，他并不否認(rèn)上帝是必要的。用基里洛夫的話來講：”假如斯塔夫羅金信教，他不信他信教，假如他不信教，他不信他不信教。”他自己卻意識到這種否定淺薄，萎靡，毫無力量，于是厭倦到來了：“我知道我該把自己殺了，把自己像可惡的蟲豸一樣從地面上消滅掉。”他蔑視一切，但最蔑視的卻是他本人，尼古拉 斯塔夫羅金。

基里洛夫的自殺就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了：這是他的理念，他的思想。他的困境倒是與尼古拉相同，飽受兩種信念的無法統(tǒng)合之折磨，然而不同的是，他是嚴(yán)肅的，因而形而上的問題在他看來必須訴諸極端的解決辦法。“你們怎么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殺的一個理由呢？”這無神論的邏輯或許有些瘋狂，難以被世人理解。“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了。……我的神性就在于獨立。” 自殺是一種抽象的自由聲明：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決于我們，反之，我們對上帝的意志絲毫不能違抗。但是，為什么一定要采取自殺的方式呢？僅僅為了將世人從盲目而虛假的希望中拯救出來，正是這希望使得人們訴諸上帝：”人為了不自殺才創(chuàng)造出上帝。”基里洛夫沒有瘋，他只是性格中有那么一種冰冷的，非此即彼的絕對感，他甚至認(rèn)定一切皆善——即使是斯塔夫羅金那樣的人也是好的，然而他這樣想僅僅因為他已經(jīng)認(rèn)定：存在是虛幻的。他體驗過幾秒的“永恒的和諧”：世界親切而實在，那種快樂超越了愛，超越了感動，超越了寬恕。他知道只有在這種和諧中才存在幸福，而沒有凡人能生活于這和諧中，它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他“以起訴人和擔(dān)保人，法官和被告無可爭議的身份，譴責(zé)這自然”，因為自然使人們生來不能幸福——“我判處自然與我同歸虛無”。

對于這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或許藏在他的下一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瀆神的伊凡以瘋狂告終，而阿遼沙卻對孩子們宣告：我們死后會重逢，會高高興興地交談所發(fā)生的一切。自殺與瘋狂于相信不朽與快樂的人們有什么用呢？世人繼續(xù)其希望，并不能理解他們的判決。然而，阿遼沙是清醒的，并非無知的世人。也許，面對荒誕的人生，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另一條通向永恒的路，更火熱，充滿了愛的勇氣；但是無論“熱”還是“冷”，二者都讓我覺得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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