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思想政治工作領域面臨著許多尷尬，比如，我們習慣批判西方的金錢至上，然而金錢主義教育出來的民眾，道德水準并不低，相反，長期堅持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教育的我們，結果卻是許多人唯金錢馬首是瞻，有時甚至到了不顧廉恥的程度；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者，本應走在時代發(fā)展的前列，立于改革的潮頭，實際上卻常常落后于人，特別是在觀念領域。更令人倍感壓力的

是，至今我們還沒有很好地從理論上解釋社會中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究其原因，在于思想政治工作領域或思想政治工作者身上存在誤區(qū)。這些誤區(qū)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把投入當產出，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益觀念一直難以真正確立起來，并導致游離于市場經濟的現實社會特點之外，游離于中心工作和根本目的之外，自成體系，自我服務，形成“兩張皮”。舉例來看，我們習慣于把開會、發(fā)文件、談心這些投入性工作作為成績予以總結上報，上級也往往將其作為成績予以認定，實質上這都屬于把投入當產出的具體表現。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會使形式主義更趨嚴重。比如領導干部講話，每逢會議，似乎兩個“一把手”不都講上兩句不正常，盡管他們自己都知道一個人完全可以把問題講清楚。為什么我們經常用新的形式主義來反對舊的形式主義，用新的文山會海來反對舊的文山會海?恐怕與這種觀念誤區(qū)有關。有人曾在網上對中央電視臺的模式化作出概括：“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訪問沒有不圓滿的，工作沒有不扎實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這其中引發(fā)我們思考的東西很多。另一方面容易使思想政治工作自成體系，自我服務，結果必然造成異化。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圍繞中心工作進行，必然不能產生與初衷相一致的結果。也就是說教育任務剛下達，就開始要數字，要效果，這無疑是逼著基層造假，深層的則是造成“主體性缺失”，造成知與行、教育與實踐脫節(jié)，造成表里不一、知而不行，造成教育者與被教育者關系的“異化”，使二者都無法實際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從而產生角色錯位和雙重人格。如此下來，將是教育者信譽的喪失，是“兩張皮”的出現。

第二，把理想目標視作現實存在，形成了“高大全”式的扭曲性期盼，即誤以為搞思想政治教育目標越高，對人的思想要求越純，越能產生好的效果，忘記了應當從最基礎、最本質做起。共產黨的綱領有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最高綱領，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展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水平，這是最低綱領。我們當然不能放棄遠大理想和奮斗目標，導致精神領域的迷惘，但同樣也不能把遠大理想作為現實存在，以至于扭曲大眾的心靈。我們知道，思想政治工作解決的是人們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觀、道德觀方面的問題，解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認識誤區(qū)和錯誤行為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涉及到社會基礎和人們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脫離或超越這個基礎，一味追求“高大全”和純而又純的東西，結果將是負面的。一方面會使人只重初衷，不重結果，只想挖思想根源，不看社會功用。另一方面，純而又純的宣傳也會把人們的胃口吊得很高，比如，你把社會主義制度宣傳得純而又純，超越了發(fā)展階段，結果造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后，一批人出現心理“斷奶”和精神無所依附的問題。再一方面，也是更可怕的，是造成人格扭曲，誠實稀有，人前與人后不一樣，會上與會下不一樣，出現全民說假話的悲哀結局�；蛟S我們需要思考一個現象，平時大量抨擊的東西，往往也是向往的，想做的。之所以越想越罵，在于扭曲，在于異化，也在于所喊出的都是要求別人的，而非身體力行的；合理的和合邏輯的，但卻不是合自己欲望的。這都是我們搞空頭政治結出的苦果。

第三，主觀努力上是力求建立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道德價值體系，客觀上或者結果上卻是破壞正在形成過程中的道德價值體系；理性上承認自己并不在任何問題上都是真理在握，實踐中又很難做到承認這一點。一般來說，人的精神領域的東西主要區(qū)分為兩大部分，一個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內容，另一個是與大眾生活密切相聯的道德價值觀的內容。我們認為，你不把努力的基點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也就不可能求得更高水平的道德價值體系，尤其是大眾共同遵守的道德價值體系的產生。然而，在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領域，未必已經把一些基本的問題解決好了，比如封建主義的道德教條就經常在變換面孔、大肆兜售，要真正確立起一個符合人民性、時代性，符合民族傳統(tǒng)，符合共產黨員道德價值觀的主流道德價值體系，依舊任重而道遠。從世界范圍內的情況看，思想道德領域從來都是多元的，也正是由于多元性而使主流道德觀不易灌輸到受眾的思想中去。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擺正自己位置的問題。我們應當反思一種現象，這就是政工干部總把自己當作真理的傳播者，總認為自己是真理在握，因而總是搞一些“我說你聽，我打你通”的事，這就難免不招人嫌。舉例來看，兩位陸軍學院的學員，畢業(yè)后一個進了政治機關，而另一個在連隊當排長，這時的機關干事是否必然成為排長的教育者?從擔當的工作職責上講，該是如此，但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能不能保證自己所闡述的道理對人具有教育和引導作用，卻不是職位決定的。

第四，思維方式僵化，認識不到達成目標還有更好的道路，甚至認為只有把被教育者培養(yǎng)成線型思維的人，才有利于思想的凈化和政治信念的鞏固。從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思想教育工作者在做工作時多表現為保守，與時代發(fā)展不相適應。當今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是一個知識經濟飛速發(fā)展的時代，是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同時也是信息爆炸的時代，特別是互聯網等信息傳遞手段的出現，使信息幾乎到了實時傳遞的程度。這種情況下，你總以為把人管住管死，使他們接觸不到外面的世界，就是思想純潔，就會有利于思想鞏固，這是非常錯誤的，這說明我們的思想與時代特點和發(fā)展步伐不相適應。總是以“收”的思路去對待思想問題，追求“定于一尊”，是典型的消極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再比如，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深圳的市民一直可以觀看香港電視臺播出的節(jié)目，然而近兩年香港回歸后，我們卻開始覆蓋許多鏡頭，這就值得商榷。在開放的社會，人們都見到了外部世界，了解了外部情況，尤其是當今人們的判斷力和分析能力都很強，完全可以從影視和新聞中分析出不曾告訴他們的東西，這種情況下你再消極處事，群眾不僅不再接受被扭曲的東西，甚至還會把真實的東西一塊排斥掉。

第五，慣性思維、習慣觀念、集體無意識，“唯書、唯上”，不善于從本原、從深層次思考問題，導致了守舊與僵化。歷史地看，人類習慣于制造一些駕馭自己精神的東西，也是由此影響和導致了宣傳典型時存在著誤區(qū)。比如，媒體時常宣傳一些富家子弟從軍報國的先進事跡。他們的精神值不值得宣揚?值得，但我們假如把窮和富作為從軍報國精神高下的判斷標準，則有失偏頗。之所以將富家子弟從軍作為典型宣傳，說明是把富有與奉獻對立了起來，說明我們在骨子里或潛意識中存在著“有了錢必變壞”的價值認定。為什么會作出這種判斷?原因在于革命幾十年，革的就是富人的命，宣傳的就是為富不仁，所以是戴著有色眼鏡看這個層次的人。未必不可以這樣說，教育者中確有相當一批人是習慣于往后看，習慣于按原有的內容、方式和思想方法做工作。想一想，在進入當今時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運用了多少現代傳媒和手段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是不是很多人還在把網絡視作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環(huán)境認作腐蝕人的可怕的去處?每當有任務下達，我們是不是還有很多人在以人海戰(zhàn)術處之，而不是以現代化手段來提高效率?

第六，過高估計了道德的作用和理想目標的吸引力，過高估計了思想教育的作用，而忽略了法制、政策和制度對道德的強化作用，故而使優(yōu)良的公共道德遲遲不能在社會中真正確立起來。過重地看道德，甚至以道德理念取代法律規(guī)范，過高估計思想教育的作用，使它承擔了本不該由它承擔的責任，甚至充當了保姆的角色，是當前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一個誤區(qū)。強調道德與文明對社會走向公正和諧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把道德與理想目標的作用推向極端，則進入了誤區(qū)。比如“文革”中提出“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甚至除自我批評外，自我認識、自我設計等都不允許提，結果不僅沒有把道德的作用和價值推向極致，相反還影響了道德原本的價值。概括起來說，在法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過重地看待道德的作用，看待思想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承擔了本不該承擔的、屬于行政管理或法律范圍內的事情，另一方面也使思想政治工作走向虛幻。

第七，把“矯枉過正”的思想沿襲到建立和穩(wěn)定政權以后，沿襲到思想精神領域，以破為主，總在破，結果導致了精神領域的紊亂，導致了道德領域的滑坡。一般而言，作為一個政黨，在未獲得政權前多以打破為主，然而在獲得政權以后仍然以打破為主，就不利于政權建設。比如，有一個村子，為了推行計劃生育，在村莊的墻壁上寫了一些口號，有一句是“牽豬趕羊，扒房搶糧，寧可家破，不可國亡”。這就是典型的“破字當頭”的心態(tài)。有人給他們提了個建議，將口號改為：“養(yǎng)豬養(yǎng)羊，蓋房儲糧，計劃生育，民富國強”。兩個口號對比起來，盡管都是講計劃生育的，后者顯然比前者更利于讓人接受。未必不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精神和思想道德領域打破了許多東西，可以說，該打破的都打破了，但該建立起來的卻沒有及時建立起來，于是出現了信仰失重，道德失范，行為失規(guī)。比如“xxx”等現象的出現，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我們認為，破不是不必要，足以相信，要保證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打破一些舊有的過時的東西，是保證不斷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但破與立必須有機結合，如果只是打破，沒有確立起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結果只能造成人們無所依附。

第八，誤以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必然地徹底地對我們倡導的思想觀念和道德價值觀帶來沖擊，看不到積極成分是主流，不能發(fā)展和完善自己的參照系，思想觀念上存在滯后。我們認為，既然我們黨把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作為我國長期的社會發(fā)展模式，這就是主流導向，我們就應當堅持之，而一方面堅持，另一方面又排斥之，這容易形成悖離。我們都知道，深圳是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較富裕的地區(qū)，市場經濟給深圳人帶來了什么樣的精神與道德?大概從一些事例中足以看出。比如，團中央在深圳選20個志愿者去云南支教，結果報名者達4200人，是210人中選其一。再比如，深圳的民眾義務獻血量不僅滿足了本市的需要，并且還調出到其他城市。由此而言，市場經濟并沒有使人們變得唯利是圖，而是更文明，更道德。只不過我們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尚缺乏科學的思維方法和認識問題能力而已。關于參照系的問題也是如此，我們在從事思想工作時，多以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風氣、精神狀態(tài)作參考，這也屬于步入了誤區(qū)。實踐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足以反映這個時代特點的精神風貌和精神內核，并且這些都是建立于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之上。一個時代不能簡單套用另一個時代的精神內核，更不能將這些精神內核移植到另一個時代。你總是以另一個時代的東西為參照，要么扭曲自己，要么扭曲現實。

針對以上誤區(qū)，我們認為應當下大力氣做好以下十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換腦筋，變觀念，消除僵化，摒棄“左”的羈絆，還思想政治工作本來面目，同時開拓創(chuàng)新，以創(chuàng)新求發(fā)展。二是迅速構建科學而又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的道德價值體系與政治信念體系，確保精神大廈的鞏固，同時建立一支堅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者和實踐者隊伍。三是作出價值再判斷，澄清那些長期以來存在于我們的無意識中的模糊認識和價值不清的問題，清除那些屬于民族傳統(tǒng)但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東西，確立工作重點和突破口。四是努力建立政治工作效益評價系統(tǒng)，要有符合當今時代特點的科學系統(tǒng)的績效鑒定標準，在此基礎上依據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教育對象和時代特征，確立科學而又穩(wěn)定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五是要有戰(zhàn)略性思維，做到與時代發(fā)展相一致，真正把握時代脈搏，把握事物的本質，強化主動意識，把握社會矛盾產生與發(fā)展的趨勢，力爭把問題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保證以最小的投入產出最大的效益。六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有良好的載體，要最大限度地借助媒體和其它現代化手段，提高時效性，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個系統(tǒng)工程來對待，以形成合力。七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明確政治目標的同時，確立以人為本的觀念，要把立足點放到做人上，放到優(yōu)化、美化人的心理、心態(tài)上，把健全大眾的人格作為基本的工作內容。八是思想政治工作要走向科學化，要確立自己獨特的科學體系，并把法制化、制度化建設作為強化工作效果的主渠道，形成科學的運行機制。九是樹立大教育觀，通過營造一種良好的文化和環(huán)境氛圍來改造人，運用藝術的手段來影響和陶冶人。十是加強教育者的自身完善，以科學的定位、良好的形象增強效果，這其中包括，教育者要有科學的自身定位，不要總以師長自居；教育者要使自己盡快成熟和深刻起來，要有強大的思想的力量；教育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思想教育者要與工作對象貼得更近一些，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以情換情，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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