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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人》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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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好人》讀書筆記

  刀兄寫作的當今,是漢語史上最暗淡的一頁。人們所知的詞匯,似僅可描畫人心的膚表,不足表精微,達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懨懨如冬蛇,殊無靈動態(tài)。名詞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確地描述。動詞患了偏癱,無力使轉句子。形容詞、副詞與小品詞等,則如嫫女的艷妝,雖欲掩,然適增本色的丑劣。

  語言與人心或文明的關系,是古來的老話題;魻柲匪拐撘聋惿壮恼Z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熏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 《漢書》稱“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則又以語言的腐敗,為世風腐敗的一后果。奧威爾也稱語言的愚蠢,為起于思想的愚蠢。則知語言與精神的好壞,雖不知孰為表,孰為里,然互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自結成社會以來,在意見紛殊的眾人之間,只有一種真實的狀態(tài),那就是妥協(xié)。

  我種了一園芍藥,鄰人種了半畝牡丹,如果要相安無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對方挖苦過甚;第二,對對方一般性質的異議,要能忍受,不要擺出惹不起的架勢。兩條缺一,都得打起來。

  所以,不要對一切異己都是一通批評,而要將這種批評的權利保留起來,以圖和睦。

  我們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剛播完,就有了一片批評之聲,指責有節(jié)目“拿農(nóng)民開玩笑”。這真是讓人沒辦法。為什么就不能拿農(nóng)民開玩笑呢?為什么?到底為什么呢?誰能講明其中的道理嗎?

  舉而反之,推而廣之,能拿工人開玩笑嗎?能拿學生開玩笑嗎?能拿……。能拿任何群體開玩笑嗎?能拿任何個人開玩笑嗎?最后,還能開玩笑嗎?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輩爭論,他一時無話,半閉了一會兒眼睛,說:“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開嗎?”我說不能,否則便成嚴峻的社會,遍地禁忌,動輒得咎,我不知道有誰喜歡這樣的日子。

  其實,“隨便說說”的閥門一旦被關,真正的惡意反而要在心里醞釀。

  父母最大的難處,任何守則或規(guī)范里面都沒寫。我們,與許多父母一樣。既希望孩子能是個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說,既希望他是個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會中成功。而以現(xiàn)在的情形,或可以預見的將來看,這多少有些矛盾。

  既不想讓他長成個騙子,又不想讓他成為與別人格格不入的“狷”者!独献印防锩嬷v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那是非常好的境界。不過但凡寫進《老子》的,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事,何況對一個孩子!

  我承認我的一些教育辦法也不怎么樣,但我有時“反著干”的理由只是想讓孩子知道,除了正規(guī)的教育,世界上還有各種見解、各種行為。

  關于人有許多定義,其中一個說,人是會笑的動物。這個定義被二十世紀孜孜不倦的科學家動搖了,據(jù)他們的研究,另一些靈長類動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則發(fā)現(xiàn),貓也會笑。所以更可靠的說法可能是,人是唯一會“嘲笑”的動物。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這些傷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樣東西宣布為“臭”,和要你自己動手把它“批臭”,這里面的區(qū)別很深。把孩子召集起來,告訴他們太陽繞著地球轉,或達爾文是猴子,這不過是謬見的強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動手來證明達爾文是猴子,得逼著他發(fā)動全部的惡意,拋棄對同類的所有同情心,蔑視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邏輯,把對事實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種是對羊的訓練,后一種兼有對狼的訓練。前一種訓練出來的是食物,后一種訓練出來的,除了做食物,還會為主人捕食。對知道達爾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來說,去批判達爾文是猴子,要先對自己進行無恥訓練;對孩子來說,沒有這種痛苦,而更壞的卻是,他將不知道這里面有羞恥。對小學生,或任何對該對象無知的人來說,去批判一種對象,很像是一種輕松的游戲,在里面人們可以滿足一種運用無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嗎?我用一句“他媽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殫精竭慮才產(chǎn)生的一點思想,我照樣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這才是要義所在。慢慢地就養(yǎng)成了習慣,習慣于不講道理,習慣于說謊,編造是非,習慣于把別人往壞里琢磨,習慣于依賴愚昧,并從愚昧中發(fā)現(xiàn)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游戲”里,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tǒng)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過書的人拿起什么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

  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愿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

  中國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漢武帝,謂之秦三世,亦無不可。帝師李斯的理論之一,是把社會壓扁。在他看來,對帝權的威脅,不來自易于脅制的小民,而來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對李斯的五蠹之說,漢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為得意,其實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簡在帝心。

  小民從酷吏那里得到的好處,縱有也是暫時的,酷吏能去惡人于一時,卻助縱惡之制長命百歲。何況酷吏絕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說,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崂敉扑派弦,便在于此。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絕無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則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對待。

  當年梁啟超罵奴性,云“依賴之外無思想,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yè),伺候之外無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實還有更高一層的,為言主人之所難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這個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隸不同,奴隸是不得已而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則其樂陶陶,一日無主,反倒渾身不舒服。當然,他們并不是沒腦子,自甘下賤,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約說的“鼠憑社貴,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預報,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輕侮之,因為他們一旦遇到批評,立刻就會招來主子,指示對手所在,以及種種可惡當誅之處。

  《打嚴嵩》還要繼續(xù)唱下去。誰在乎?我對嚴嵩沒興趣。我有興趣的是自己,還有多少地方,是無知無識中被人操縱著的?輿論也是這樣。不要以為人多智盛,許多時候,羅馬確實只有一個脖子。

  春秋時期,在原則與權變之間的選擇,并非易事。城濮之戰(zhàn)前,晉文公向咎犯和雍季問計。咎犯說,打仗的事,詐偽是沒關系的,請君用詐。雍季說,詐偽雖可得志于一時,卻斷了后路,請君用正。晉文公用咎犯的建議打敗了楚軍,回來行賞,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講的是萬世之利,咎犯講的是一時之務。

  史上名氣最大的,不是大兇大惡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說明社會出了毛病,不是縱人為惡,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難之事。如馮道者,一平常入耳,以其平;焓澜,也以其平常挨人罵。

  漢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為倫常之首。以忠君為大節(jié),把它像草標一樣插在頭頂上,倒忘了孔的仁,孟子的義。只知吠非其主,不問善惡是非。這倒省心,最不堪時,至多落頂“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還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實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評說人物,古人也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問題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為大,則義為小;以節(jié)為上,則仁為下。

  五代的慘劇,本可換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紛紛而出,把觀念的舊山河收拾起來,重入輪回。此后紛紛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認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馮道為例——無論是王夫之,還是顧炎武、黃宗羲,都以馮道為小人,批評譽馮道為“吏隱”的李贄為邪妄。在三人者,身為勝國遺老,自然要痛罵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來做忠臣節(jié)士,便有萬年不倒的王朝了。見王朝而不見國,見國而不見民,見民而不見人,此其所以翻遍墳典,拍破腦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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