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一)-2020：

第一章 功利主義

　　邊沁將功利定義為“這樣一種原則，即根據(jù)每一種行為本身是能夠增加還是減少與其利益相關的當事人的幸福這樣一種趨向，來決定贊成還是反對這種行為。”如果該當事人是一個特定的個人，那么功利原則就旨在增進該人的幸福;如果該當事方是社會，那么功利原則便關注該社會的幸福。然而邊沁強調(diào)說，社會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獨立于或?qū)�抗于個人的利益。他認為，社會利益只意味著“組成社會的各個成員的利益之和”。

　　邊沁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通過避苦求樂來增進社會的幸福。“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斷是非的標準。”他確信，如果組成社會的個人是幸福和美滿的，那么整個國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

　　邊沁認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會的幸福，就必須努力達致四個目標：保證公民的生計(口糧)、富裕、平等和安全。他指出，“法律的全部作用可歸結(jié)為下述四個方面：供給口糧、達到富裕、促進平等和維護安全”。在法律力圖達致的上述四個目標中，邊沁認為安全是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標。他指出，安全要求對一個人的人身、名譽、財產(chǎn)和地位施以保護，并且使人的預期——即法律本身所產(chǎn)生的預期——得到維護。

　　邊沁認為，“只要平等不侵擾安全、不阻撓對法律本身所產(chǎn)生的預期的實現(xiàn)、不擾亂業(yè)已確立的秩序，就應當提倡平等”。在邊沁的心目中，平等并不是一種條件的平等，而是一種機會的平等。正是平等，才允許每個人去尋找幸福、追求財富、享受人生。

　　邊沁從不懷疑經(jīng)濟上的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的可欲性。他指出，一個國家富裕的唯一辦法便是維護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神圣尊嚴。社會應當鼓勵私人創(chuàng)造努力和進取心。他指出，國家的法律并不能直接給公民提供生計，它們所能做的只是創(chuàng)造驅(qū)動力，亦即懲罰和獎勵，憑借這些驅(qū)動力，人們會被導向為自己提供生計。法律也不能指導個人尋求富裕，它們所能做的只是創(chuàng)造條件，以刺激和獎勵人們?nèi)ヅ�力占有更多的財富�?/p>

　　邊沁把產(chǎn)權(quán)定義為“預期的一種基礎;由于我們處在這種關系之中，所以它也是我們從我們被認為所占有的事物中獲取某些利益的一種基礎”。

　　邊沁認為，如果法律不抵制私人經(jīng)濟的努力、不維護某些壟斷、不限制工業(yè)和貿(mào)易，那么巨大的財富便會逐漸地、無震蕩地、無革命地被分散開來，而且更多的人也能適當?shù)胤窒砀�多的財富�?/p>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贊同邊沁的觀點，認為“行為的‘是’與其趨于增進的幸福成比例，行為的‘非’與其趨于產(chǎn)生的不幸福成比例”。

　　穆勒認為，人具有比動物的欲望更高級的官能，而且人也不會把任何未能使其滿意的東西看作是幸福。···智力的快樂(諸如享受藝術、詩歌、文學和音樂的快樂)、情感與想象的快樂以及道德情操的快樂，肯定要比僅是感官的快樂具有更高的價值。···功利主義的幸福原則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因為它的理想是“所有相關之人的幸福”。“在拿撒勒城的耶穌的黃金規(guī)則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功利倫理的全部精神”。

　　穆勒認為正義的標準應當建立在功利之上，但他卻同時認為正義感就是自衛(wèi)的沖動和同情感。穆勒認為，正義乃是“一種動物性的欲望，即根據(jù)人的廣博的同情力和理智的自我利益觀，對自己或值得同情的任何人所遭受的傷害或損害進行反抗或報復”。換言之，一般言之，正義感乃是對惡行進行報復的欲望。上述反抗傷害行為的感情，不僅是出于對本人的考慮，而且還因為它傷害了我們所同情的以及被我們看成是自己的社會其他成員。穆勒指出，正義感包括一切之于人類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從而被認為是神圣且具有強制性的道德要求。

　　魯?shù)婪?middot;馮·耶林認為，保護個人自由并不是法律的唯一目的。耶林反對任何試圖用一抽象的、無所不包的公式來解決控制個人自由問題的做法。他認為，法律的目的是在個人原則與社會原則之間形成一種平衡。他論辯說，個人的存在既為自身也為社會，而且法律也被視作是“個人與社會之間業(yè)已確立的合伙關系”，而這種合伙關系的主要目標則在于實現(xiàn)一種共同的文化目的。“使個人的勞動——無論是體力的勞動還是腦力的勞動——盡可能地對他人有助益，從而也間接地對自己有助益，亦即使每種力量都為他人服務，這就是每個文明的民族都必須解決和應對的問題，并且根據(jù)這個問題來調(diào)整它的整個經(jīng)濟。”根據(jù)耶林的這種基本哲學態(tài)度，羅斯科·龐德將他看作是一個“社會功利主義”。

　　耶林認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chuàng)造者。每條法律規(guī)則的產(chǎn)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它宣稱，法律是根據(jù)人們欲實現(xiàn)某些可欲的結(jié)果的意志而有意識地制定的。他承認，法律制度中有一部分是根植于歷史的，但是他否認歷史法學派關于法律只是非意圖的、無意識的、純粹歷史力量的產(chǎn)物的論點。根據(jù)耶林的觀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有意識地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

　　耶林指出，“從最廣義的角度來看，法律乃是國家通過外部強制手段而加以保護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耶林認為，保護社會生活條件乃是法律的實質(zhì)性目的。他指出，社會條件或基礎不僅包括社會及其成員的物質(zhì)存在和自我維續(xù)，而且還包括“所有那些被國民判斷為能夠給予生活以真正價值的善美的和愉快的東西”——其中包括名譽、愛情、活動、教育、宗教、藝術和科學。他認為，法律用來保護這些價值的手段和方法不可能是一致的和一成不變的。這些手段和方法必須同當時的需要和一個民族所達到的文明程度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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