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么，我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jīng)注》。一聽到《水經(jīng)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zhàn)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xiàn)在籠統(tǒng)稱之為“優(yōu)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lián)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后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jié)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lián)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nèi)，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xiàn)，但是，格于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戳硕�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xiàn)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shù)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jīng)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邃狙輪間，不辨牛馬”。然而涅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shù)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后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于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zhàn)。他的名字仿佛已經(jīng)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杰，個個義形于色*，爭先恐后，萬箭齊發(fā)，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余，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適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jīng)過了古稀，在中國歷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適之先生只能說是“仁者不壽”。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適已經(jīng)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志上沒有一點反應。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里，毫無所知。十幾二十年以后，我腦袋里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適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fā)表為宜。文章終于發(fā)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有了明顯的轉(zhuǎn)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天天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愿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適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適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但是出版社卻說，現(xiàn)在北大曾經(jīng)同適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鐵證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于萬一。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標題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于適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臺灣回來后抱病寫完。這一篇文章的副標題是：畢竟一書生。原因是，前一個副標題說得太滿，我哪里有能力還適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后一個副標題是說我對適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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