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歇后語，叫“騎驢看唱本――走著瞧”。騎驢而又看唱本的人是什么人呢？武士嗎？不對，武士應該騎馬。農人嗎？不可能，農人不會看唱本，那是什么人呢？只能是文人。
文人好騎驢，又能看唱本。
“推敲”的故事想必人人知道吧？“鳥宿池邊樹，僧推（敲）月下門”�！巴啤焙眠�是“敲”好呢？騎在驢背上的賈島先生心里這么琢磨著，嘴里反復念叨著，手里還“推”一陣“敲”一陣地比劃著。誰知入了謎，忘了回避，竟撞到了京兆尹兼吏部侍郎韓愈的馬前……當然，這是一段文壇佳話，大家都知道的，韓愈非但沒有責備賈島，還稱贊了他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并且沉吟了一下，說：“還是‘敲’字好�！�
賈島騎驢還真騎出了名堂。
杜甫騎驢就更不在話下，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里寫道：“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你看，這位先生稱得上是騎驢時間最長的文人了，簡直就是驢背詩人。
李白是個很“狂”的文人，可是他也騎驢，而且騎的傲然獨立。他曾佯裝醉酒，騎著驢直闖華陰縣令的正堂，縣令怒問其名，他回答曰：“曾用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陸游是少有的能上戰(zhàn)場的文人，可是他依然騎驢。他從抗金前線的南鄭調回處在后方的成都，途中寫下了《劍門道中遇微雨》，其中兩句是：“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騎驢的文人多得很，鄭板橋也騎，蒲松齡也騎……
文人為什么不騎馬呢？其一，馬是古代戰(zhàn)場利器，武士們都不夠用，哪還有文人的份。其二，即便有多余的馬，文人們也買不起。其三，馬性烈，不宜文人騎。
驢是上不了戰(zhàn)場的，價錢也不貴，性又溫和，天生就是文人們的騎乘工具，因此文人就和驢結下了不解之緣，也有驢的性格。
首先，文人大都很倔。遠在戰(zhàn)國時期的屈原就是一個倔人。他向楚王提建議，楚王不聽，他便投江而死――害得后人年年端午節(jié)吃粽子（常常吃得拉肚子）。難道你就不會反擊奸臣嗎？你就不會曲線救國嗎？“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就不會另擇明主嗎？再說，誰規(guī)定你的話楚王非聽不行？不聽就尋死？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屈夫子是倔到家了！晉朝的陶淵明也是倔得了不得，居然“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你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有人可是為了一斗米也會折腰的。你不干了，你過你的田園生活去了，可你想過沒有，新上任的縣令老爺是個什么角色？估計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鳥，百姓又得遭殃了！清代那個寫出巨著《儒林外史》的吳敬梓也是倔的“楷�！�。他第一次參加鄉(xiāng)試失敗便發(fā)誓不再參加任何官方考試，甚至連原來的秀才學籍也放棄了。乾隆皇帝南巡，士大夫爭相拜迎，他卻“企腳高臥向榻床”，表示不屑一顧。你這先生，如果改了倔脾氣，繼續(xù)參加考試，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完全有可能博得一官半職，斷不至于潦倒到寒冬臘月靠繞城跑步來“取暖”吧？
其次，文人大都很呆。你說司馬遷，滿朝文武大臣誰也不為叛變的李陵求情，他卻為李陵開罪！漢武帝是什么樣的皇帝？他懲處李陵是殺雞給猴看的，你多嘴不是攪了他的局嗎？結果，司馬遷被處以殘忍的宮刑。古話說，識時務者為俊杰，我們的太史公卻是典型的不識時務者。蘇軾是了不起的文人，可是，他也犯呆。王安石大張旗鼓地變法，他卻不理解，竟然站出來反對。結果呢？他被貶為黃州團練。王安石變法失敗，保守派的司馬光執(zhí)政，他方才領悟到變法的必要性，一下子又站出來反對司馬光。終于，保守派被斗倒了，新皇帝上任，又開始施行“新政”。按理說，這時候的蘇軾應該大顯身手了吧？事實恰好相反，他偏偏被當做曾經反對過變法的舊黨，又一次遭貶，而且一下子貶到蠻荒的海南島去了。這個蘇軾啊，他的反應總是慢一個節(jié)拍，怎么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柳永是有名的風流才子，其實，他早年也是個呆子。他熱衷功名，可是，科場蹭蹬，兩次都沒有考上。于是，他就寫了一首自信而又放浪的詞，叫《鶴沖天》。詞里寫道：“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很顯然，柳永的用意是以退為守，引起皇上的注意――結果卻大大觸惱了皇上。第三次考試，柳永發(fā)揮的不錯，仁宗皇帝卻把他給“罷黜”了，還批閱：“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詞。”柳永不知道，仁宗皇帝深受儒學熏陶，根本容不得他這種“風流”。因此，柳永只好“奉旨填詞”了。好在柳永后來長了一智，學“精”了，還是考中了進士，否則，他可一輩子都是“白衣卿相”了。
再其次，文人大都很傻。傻的表現(xiàn)之一便是承不住氣。就說李白吧，好不容易結交上道士，道士又把他介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又把他介紹給哥哥玄宗皇帝，終于供奉翰林――后事如何還很難說，他卻“燒”得不行了，不光有前文寫到的“狂”行，還留下“狂”文。如《南陵別兒童入京》末兩句竟是這樣的句子：“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渾身冒著這樣的傻氣，不被“賜金還鄉(xiāng)”才是怪事呢。傻的表現(xiàn)之二便是過高地估計自己。李白不必說，杜甫亦如此。《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末尾兩句寫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蹦憧�，杜甫儼然把自己當成賢臣了。實際上，李白也罷，杜甫也罷，他倆都涉足過政治，實踐證明，他倆都是政治庸才。傻的表現(xiàn)之三便是把筆當成了槍。蘇軾就吃過這樣的虧。一般人以為“烏臺詩案”是冤案，其實，蘇軾是真的以筆為武器，攻擊過王安石的新法的。蘇軾還算幸運，僅僅遭貶而已――像如上書諷刺武則天的駱賓王和拐彎抹角挖苦曹操的孔融，一個被投進了監(jiān)獄，一個干脆被削了腦袋。
當代文人的范疇和古代文人的范疇是不一樣的，甚至有很大的區(qū)別。就當代而言，文人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上講，文人是指所有知識分子；狹義上講，文人特指從事文學活動的專業(yè)作家和業(yè)余作家。應該說，狹義上的文人更接近古代的“文人”。那么，當代作家有沒有驢性呢？有，只不過集中表現(xiàn)在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上罷了。要知道，古代文人的正統(tǒng)文學活動是直接與政治掛鉤的，文學活動有最現(xiàn)實的政治前景，文學是高貴的，而且是最高貴的。當代作家雖然沒有人再騎驢，但文人的驢性不改，依然很倔很呆也很傻地認為，當代文學活動同樣是“有前景”的，同樣是“高貴”的。事實上，當代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似乎與政治毫不沾邊，充其量也就是個“藝術”。這個千丈落差讓當代作家無所適從，也讓好多當代作家失去了創(chuàng)作動力。時代在發(fā)展，功業(yè)在變化，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當代作家要改變驢性，放下文人的“架子”，定好自己的“位子”，勇敢地像演藝界學習，完全以一個“藝人”的身份投入創(chuàng)作，力求文學創(chuàng)作商業(yè)化，這樣，我們的文學或許會真正地繁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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